1964年4月,300双产自日本的跑鞋被运抵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当时26岁的菲尔·奈特将这些鞋箱搬进了父母家的地下洗衣房。那时耐克品牌尚未诞生。他与田径教练比尔·鲍尔曼刚刚创立了蓝带体育公司,负责经销日本鬼冢虎品牌的跑鞋。[01]
两年前,奈特在斯坦福商学院完成了一篇课程论文。论文题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日本运动鞋能否像日本相机挑战德国相机那样,去挑战德国运动鞋的地位?在当时,这首先是一个围绕制造成本、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展开的问题。[02]
1987年,17岁的丁世忠带着600双产自晋江的鞋子来到北京,逐家商场寻找销售渠道。这个数字并非后来回忆录中才出现的情节;安踏自身的海外品牌历史页面也记录了这段经历。当然,企业史终究是企业对自身历程的叙述,无法替代独立的档案记录。[03]
39年后,故事回到了德国。2026年10月7日,安踏宣布已完成对彪马欧洲股份公司29.06%股权的收购,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安踏此前的交易通函记载,其购入了43,014,760股,每股作价35欧元,总交易金额为1,505,516,600欧元,按通函所采用的汇率折算,约合人民币122.78亿元。[04][05]
300双日本鞋 · 600双晋江鞋
29.06%的彪马股份
300双日本鞋,600双晋江鞋,以及29.06%的彪马股份。如果仅仅将这些数字叙述成两个年轻人最终取得成功的励志故事,未免浪费了这段历史的深度。将德国、日本、美国与中国长达百年的运动鞋产业发展历程放在一起审视,真正值得探究的问题是:一双鞋子中最具价值的部分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何会被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企业所掌握?
现代运动鞋产业的一个重要源头,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小城黑措根奥拉赫。大约在1919年前后,阿道夫·达斯勒与他的哥哥鲁道夫·达斯勒在父母的家中开始制作鞋子,并于1924年正式注册成立了兄弟鞋厂。产品的改进,既源自工匠们对鞋楦、重量和鞋钉的反复试验,也来自于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提供的实际反馈。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杰西·欧文斯正是穿着达斯勒兄弟制造的跑鞋,赢得了四枚金牌。1948年,两兄弟分道扬镳,分别创立了彪马和阿迪达斯这两个品牌。[06]
在那个时代,专业知识、生产设备、产品开发、运动员关系以及企业信誉,大多都集中积累于同一家鞋厂之内。一个品牌需要先证明自己的产品能够满足运动员的需求,才能逐步让更多人记住它的名字。
彪马在1958年推出的FORMSTRIP鞋侧条纹,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根据彪马的官方历史,这种条纹最初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帮助稳定鞋内的脚部,随后才逐渐演变为几乎贯穿其所有鞋类产品的品牌识别元素。设计的功能性与其后来所形成的商业识别价值,并非同一回事;同样,也不能将品牌档案中关于“获得保护”的说法,直接等同于今天法律意义上的某种特定专利权。[07]
一家企业最初是通过技术将鞋子做得更好,随后又通过持续使用、商标注册以及消费者信任的建立,使得产品本身之外的价值得以累积。安踏今天购买彪马股份,所涉及的正是这样一组历经数十年形成的品牌资产、体育文化、设计理念、市场网络和组织体系,而并非仅仅几条生产线。
奈特创业时并非制鞋工厂的老板,而是日本跑鞋的美国经销商。耐克后来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产品研发体系以及运动员合作关系网络,但它并没有朝着不断拥有更多自有工厂的方向发展。
根据耐克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2026财年年报,耐克品牌的鞋类产品中,约52%在越南制造,27%在印度尼西亚制造,16%在中国制造;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均由独立的合同制造商完成。耐克自身则承担产品定义、设计开发、运动科学研究、品牌传播以及全球供应链协调等职能。[08]
一双鞋子的材料开发、制造、测试、市场推广和零售等环节,逐渐可以在不同的公司和不同的国家完成。原本集中于一家鞋厂内部的各项活动被拆分开来,又通过合同、技术标准和长期合作关系得以重新连接。
因此,耐克的跃迁并非一个制造商“逃离制造”的故事。它本身就是从贸易和分销环节进入市场的,后来逐渐掌握了让分散的知识、制造和市场资源围绕自己的产品和品牌运转的能力。
不过,能够组织全球供应链,并不等同于拥有永久的市场优势。耐克在2026财年的大中华区收入,按不变汇率计算下降了13%;其2027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依然显示,公司正面临产品结构和区域市场调整的压力。组织能力也必须持续接受消费者的重新检验。[08][09]
全球运动鞋行业由此出现了两种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变化:制造活动在不同国家之间重新配置;与此同时,产品、技术、品牌与市场的组织方式也变得更加复杂。这两者并非同一条国家间的接力赛。
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鞋业通过承接海外订单和从事贴牌加工,实现了快速成长。OEM模式让企业获得了收入,也使其得以学习质量控制、规模化生产以及国际供应链的规则。没有制造能力的积累,就很难有后来像安踏这样的企业。
然而,加工费与消费者最终支付的价格之间,存在着由品牌、研发、渠道和市场关系所创造的价值。丁世忠在北京推销晋江鞋的经历,恰好让他较早地接触到了市场这一端。大约在1999年前后,安踏聘请孔令辉担任代言人,并在央视体育频道投放广告;据丁世忠公开回忆,相关投入几乎相当于企业当年的全部利润。企业开始主动将制造环节的利润,投入到一项需要多年才能形成的无形资产上:消费者对安踏的认知与信任。[10]
然而,从制造转向自有品牌,并非企业升级的唯一路径。
申洲国际是一个重要的反例。它长期为全球服装品牌进行生产,但却不断向材料研发、检测、产品开发和工艺协同等领域深入。其2006年年报披露:2005年建成了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的面料实验室,并随后通过了耐克、阿迪达斯和优衣库等客户的验收,可以直接为这些客户提供面料和成衣检测服务;与耐克共同运营的设计开发中心也已投入使用。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实验室验收名单中并不包括彪马,尽管同期彪马确实是申洲的客户。[11]
申洲国际并未因为继续从事制造而停留在低附加值环节。它通过工艺创新、研发投入以及与客户的协同合作,形成了自身的专业壁垒。由此看来,判断企业升级的标准,不应仅仅是“是否拥有自己的消费品牌”,而应关注企业所掌握的知识、能力以及其议价地位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同样从晋江成长起来的特步,则提醒人们品牌收购并非一条单向的成功之路。特步在2019年收购了K-Swiss和Palladium的相关业务,但在2024年决定将其从上市集团中剥离,转由控股股东家族承接,以便集中资源发展特步、索康尼和迈乐等品牌;该项剥离于2024年11月完成。这并非品牌从市场上消失,而是上市集团重新选择了自己的业务边界。[12]
一家企业可以依靠技术、依靠制造、依靠品牌,也可以依靠重新配置资源来形成竞争力。真正的共同点,并非都要去收购外国公司,而是不断寻找一个更难被替代的位置。
2009年,安踏获得了FILA品牌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业务经营权。到2025年,FILA分部的收入达到了284.69亿元。这一成绩表明,安踏有能力将渠道、零售、供应链和消费者运营方面的经验应用于另一个品牌;但它主要证明的是在中国市场上的品牌再经营能力,并不能直接推广为在任何全球市场都行之有效的组织方法。[13]
2019年,安踏参与的财团完成了对亚玛芬体育的收购,其旗下包括始祖鸟、萨洛蒙、威尔胜等不同运动领域的品牌。亚玛芬体育在2025年的收入同比增长了27%。这一结果是品牌自身产品力、消费趋势、本地团队以及股东支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将全部增长都归功于安踏。[14]
10月8日,《第一财经》刊发了对丁世忠的独家专访,为“多品牌经营”模式补充了此前外界难以看到的组织机制。丁世忠表示,集团主要负责战略共识、风险控制以及供应链、物流、IT、人才等中后台支持工作,而各品牌则负责具体的经营事务;当品牌运行良好时减少干预,遇到困难时再增加支持。[15]
这首先当然是管理者对自身方法的阐述,不能直接视为经过独立验证的经营事实。但它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管理命题:多品牌集团的能力,或许不仅仅在于能够统一多少资源,更在于知道哪些资源应该共享,哪些判断必须留给品牌自主决定。
耐克主要协调的是全球产品开发和供应链网络;安踏正在发展的则是另一种更上层的组织能力——让那些拥有独立历史、技术体系和消费群体的品牌,在不丧失自身差异性的前提下,能够使用部分共同的资源。其实际效果,需要通过具体的品牌、市场和项目来检验。
技术与大众市场之间的转换也蕴含其中。丁世忠谈到,集团希望让专业运动产品所积累的技术,通过针对日常场景的重新开发,来服务于更广泛的消费者。这里最重要的,并非简单地将高端产品贴上大众标签,而是需要重新判断哪些功能适合新的使用环境。专业技术、设计、知识产权与商业市场之间,存在着持续转换的工作,而非一次性的转移。
10月7日,安踏与彪马均发布了交易完成的公告,彪马同时强调将继续保持独立的管理和品牌自主性。[05][16]
安踏在4月份的交易通函中明确预计,这笔交易不会使其获得对彪马的控制权,但会带来“重大影响”,因此计划按照权益法将其作为联营公司进行核算。通函披露,彪马的监事会共有七名成员,其中五名由股东选举产生,两名是员工代表。安踏计划争取最多两名代表进入监事会,但并无直接任命权;这些代表必须经过股东选举,即便全部当选也不构成多数席位,并且依法必须为彪马的整体利益履行职责。[04]
这几点治理结构的事实,意味着“安踏能够经营好彪马”这一论断,并不能被视为交易完成后的自然结果。监事会并不等同于经营管理层,股东的“重大影响”也不等同于对供应链、渠道和产品的直接指挥权。
一个更为朴素的替代性解释是长期投资:彪马拥有近八十年的品牌资产,但2025年的销售额约为72.96亿欧元,按汇率调整后同比下降了8.1%;2026年第二季度的销售额按汇率调整后仍下降了9.4%,公司正在执行自身的库存、渠道和成本重整计划。安踏可能判断其当前价格未能充分反映长期价值。丁世忠在专访中也把这笔交易称为长期价值投资,并称已关注彪马长达十年之久。[15][17]
投资逻辑与能力逻辑可能同时存在,但两者不能相互替代。彪马未来股价上涨或业绩改善,并不能自动证明安踏创造了协同效应:原管理层的重整、行业周期以及品牌自身的调整都可能起到作用。
我们至少需要看到三个层面的证据:安踏是否真正进入了约定的治理和协作机制;双方是否存在可识别的零售、供应链、产品或技术合作;这些行动发生后,是否出现了超出原有计划与市场变化所能解释的经营改善。即便存在前两个层面,也不能将第三层面的全部结果自动归因于安踏。
拥有股份已经成为事实;而能够跨越公司的独立治理边界去创造新增价值,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判断。
丁世忠在专访中反复强调了安踏主品牌的重要性,并区分了企业全球化与品牌全球化这两个概念。前者涉及资本、治理、研发、供应链和人才的跨国配置;后者则要求一个品牌在海外消费者心中建立起稳定的认知、选择偏好和复购行为。[15]
这一划分反而给收购彪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管理全球品牌过程中所获得的研发、人才和渠道经验,能否回流并增强安踏自身创造的品牌?
2025年,安踏集团的总收入为802.19亿元,其中安踏分部贡献了347.54亿元,FILA分部贡献了284.69亿元,其他品牌贡献了169.96亿元。这三个数字均为财务报表中的分部收入,不能与采访中提到的“主品牌零售流水”混为一谈。[13]
如果国际品牌组合不断扩张,集团可以成为成功的投资者;但如果原生品牌没有因此获得更强的技术、产品实力和国际消费者的认同,那么品牌全球化的另一半任务仍未完成。
近百年运动鞋行业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全球化并非德国、日本、美国、中国依次接替的直线进程。德国品牌依然存在,日本品牌依然存在,美国品牌依然存在,而生产与研发则分布在更多的国家。新的企业进入了全球网络,但旧的组织者并没有因此自动退出。
安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家成长于中国制造生态中的企业,如今已经能够参与国际品牌、资本和知识资源的配置。收购彪马的交易使它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这并未替它回答如何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持续的组织能力,以及如何反哺安踏主品牌的问题。
1964年,菲尔·奈特带着日本鞋寻找美国的跑步爱好者。1987年,丁世忠带着晋江鞋寻找北京的商场。他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都没有永远停留在最初的商业环节上。
奈特从分销走向了产品定义和全球供应链组织;丁世忠从销售和制造走向了自主品牌、多品牌经营与全球投资。他们的历史背景不同,方法路径不同,不能将两条人生轨迹简单归结为同一个成功公式。
但将两者放在一起审视,依然能够看到全球体育用品行业中一个持续发生的变化:制造、技术、品牌、资本和消费者关系不再必然集中在一家企业内部。越来越多的价值来自于不同能力之间的有效连接,而组织这些连接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难以仅凭资产所有权来判断。
安踏收购彪马,已经在资本层面完成了交易。然而,它能否在不控制彪马、也不改变其品牌独立性的前提下,提供真正有效的支持,这还需要未来的经营事实来回答。
122.8亿元买到的是29.06%的股权,真正需要证明的,却是一件金钱无法买到的东西。
那就是:在离开自己熟悉的市场、品牌和管理边界之后,一家企业数十年积累的专业知识、经营经验与组织能力,是否依然能够创造出可识别的新增价值。
如果可以,这将为中国制造业的长期演进提供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新样本;如果不能,也同样说明了全球资产所有权与全球组织能力之间,存在着多么复杂的距离。
彪马并非这段历史的标准答案。它恰好是一道刚刚出现的新问题。
史料与来源
本稿的事实、数字及监管状态截至2026年10月8日。以下列出直接支持主要判断的原始文件和访谈;当事人回忆、企业自述以及作者的分析判断已在正文中分别标明。
[01] 耐克官方档案|300双鞋与1964年首个工作空间 https://about.nike.com/en/magazine/how-nike-built-its-world-headquarters
[02] 耐克官方档案|菲尔·奈特1962年论文与日本鞋 https://about.nike.com/en/magazine/the-handshake-that-started-it-all
[03] 安踏海外品牌历史|1987年丁世忠带600双鞋赴北京 https://sg.anta.com/pages/about-anta
[04] 安踏2026年4月24日交易通函|对价、治理权与会计处理 https://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6/0424/2026042401866.pdf
[05] 安踏2026年10月7日完成交易公告 https://ir.anta.com/sc/news_detail.php?id=170762
[06] 彪马官方历史|达斯勒兄弟与品牌起源 https://about.puma.com/en/puma/history
[07] 彪马官方时间轴|1958年FORMSTRIP https://about.puma.com/en/puma/puma-timeline
[08]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耐克2026财年10-K表格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320187/000032018726000088/nke-202605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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