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学者段志强：读大学，不妨多学一些“低级技能”

历史学学者段志强：读大学，不妨多学一些“低级技能”

摘要：

段志强并非倡导人们“倒退”。相比将当下称为“下沉时代”，他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变化时代”。

“上升是变化，下沉也是变化。面对变化，随波逐流恐怕不是对策。归根结底，我们仍需构建一个坚实的自我。虽然并非每个‘自我’都能最终成功，但你总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这是段志强从事农耕的第五年。2021年末，他全家从上海市区迁至崇明岛，入住一栋租赁的农舍，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耕作。屋外四块田地，总面积约500平方米，种植了20多种作物。五年间，他逐渐适应了乡村生活，“下班回家，种菜读书，自得其乐”。

除了农耕，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历史学学者、上海某高校文史类研究院的研究员。种树、种菜与学术研究构成了他生活的两面。每周，段志强大约有三天进城授课和处理事务。从崇明岛到学校，驾车约需45分钟，即便堵车也很少超过一小时，过桥费成了他除房租外最大的支出项。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大学教师归隐田园的浪漫故事。事实上，外部世界正经历剧变。近年来，段志强逐渐感受到学术体系中的考核机制和学生培养机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AI浪潮般席卷而来，知识生产的基本逻辑正被深度重塑。他的农耕经历映照出另一种可能性，指向古今中外人文学科始终需要面对的课题——如何理解、解释并回应当下的世界。正如他在《我住长江尾》一书中所言：“世界或许会在某个时刻失序，但土地、空气和光，总会给人答案。”

制造沉默、顺从的大多数，大学怎么了？

从小学到高中，从本科到博士，段志强接触过各个学段的学生。最近两三年，他明显察觉到博士研究生的状态发生了变化。

“无论学生还是老师，大学里的人们对周围人的文化状态有一定敏感度，听你的日常谈吐、看你发的邮件，甚至平常和你用微信聊天，大家隐隐约约会有一种印象，察觉到对方的文化心理状态。”段志强说，他如今上课时，明显感到学生的视野不同了——不是学术能力的下降，而是某种更深层次、与文化感知力相关的东西在流失。“学生不仅缺乏生活视野，似乎对世界的热情也在降低，整体交流气氛比较沉闷。”

在段志强的预期中，读书会、论文发表会应是充满争论乃至激烈交锋的场合，学生在会上观点碰撞、互不相让，课后又能勾肩搭背地去打球，这才是他心目中健康的大学生态。然而如今，争论正在消失，沉默成了常态。

沉默本身未必是多大问题。段志强不太喜欢那些批评学生上课不抬头的论调。他认为，学生的沉默并非因为脑袋空空，而是因为他们的兴趣与真实自我在别处，在二次元里、在社交媒体上、在那些老师看不见的角落。他们并非没有表达欲，只是学会了不在长辈面前表达。

令段志强真正担忧的是，大家都变得“温良恭俭让”起来。“‘我学习了师兄的这篇论文，收获很多，只不过稍微有一点建议……’”段志强回忆学生在讨论会上的交流，“他们对这一套规则越来越尊重了，特别像个‘社会人’。”

段志强的判断带着一种历史学学者长期主义的冷静：“当机会变少时，服从变得特别重要。长辈乃至任何掌握资源的人，都有可能对你造成很大影响，这种时候你只能乖一点，最好谁都不得罪。”

然而，在段志强的大学时代，情况并非如此。“以前，大家就是争论来争论去，（一个群体里）总有比较‘刺头’的，因为他无所谓，这个地方不行，就换个地方，总能有口饭吃。”

这种沉默和顺从不是个人的主动选择，更像是时代的回声。学生身处日趋保守的大环境，只有如此才是最理性的选择。身为老师，段志强也有自己的无奈：“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让这些学生能顺利毕业，找到工作，开启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批判这种现象，但轮到具体的个体，我们也希望学生在人生道路上走得顺利一点，因为这事关他们的未来。”

越来越窄的学术之路

2023年6月10日，上海。毗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大学路成了网红街区，吸引众多学生和市民逛街。（图/CFP）

在段志强看来，博士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2026年，他所在机构的硕士生全部选择就业，没有一人继续读博，很多老师也表示支持。

“读博与否，意味着学术道路和职业道路的分野。在如今的学术体系中，假如你读了博士，首先几年后能否找到教职是个未知数，找到教职后又要卷论文，面临‘非升即走’的困境，很多硕士生自然望而却步。”段志强发现这条漫长的学术道路如今已是十分艰难曲折，“青椒”非升即走的焦虑已成为一种结构性情绪，压在每一个初入学术门槛的年轻人身上。和段志强那一代人相比，今天的年轻学者所面对的不是哪一步走错了的问题，他们是在一条逐渐收窄、容错率不断下降的单行道上踽踽独行。

段志强观察到一个更本质的趋势：他所在的院系，直博生的比例越来越高。“整个学术界有一种倾向，从本科就开始选拔学术苗子，很早就开始训练学生写论文、做研究。几年训练下来，这些学生写起论文来一套一套的，发论文能力非常强，学术积分不停上涨，但他们缺乏真实的社会经验，全在学校的空调房里待着，被一层隔绝社会的气泡包裹保护着。他们未必真正知道自己研究的那些东西是怎么一回事。”

学生正在被一套看不见的机制推着走，它假设历史系的每一名学生将来都会变成历史学家，对此，段志强不以为然。“我觉得世界不需要那么多历史学家，即使需要，也是需要社区历史学家，让你和你所服务的具体社区产生联结——哪怕服务于一个文旅项目——而不是整天在讲台上大谈国家大事。”

略显荒诞的是，当大学培养机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往论文考核的道路上催人往前走时，AI已经彻底改写其底层逻辑。用AI辅助写论文已是不少学生和青年学者的常规操作。近两年，各大期刊编辑部接收到的论文数量也随之激增，这几乎已成为学术圈里公开的秘密。段志强曾收到朋友发来的一篇论文，是ChatGPT写的，一个字都没改，但他起初根本没看出来是AI写的，因为“论文体原本就不以个性见长”。当AI写的中规中矩的论文已与人类产出的难以区分，毫无疑问，这套学术评价体系的权威性正被本质性地消解。

面对这轮AI冲击，段志强不仅不担忧，反而欢欣鼓舞。“物极必反。技术的进步正好对这一套机制釜底抽薪，我希望这种冲击早点到来。”

采访过程中，段志强反复提到“可能性”。他正在筹划一个“历史+”系列讲座，计划邀请纪录片导演、脱口秀演员等各行各业人士来和历史学对话。“学院招进来的学生，不可能全都是学术天才，一定有人适合干这个，有人适合干那个。一些学生只是没有遇到在他们面前展开的可能性，所以以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结果把路越走越窄。”

此时此刻，一位老师能做什么？撕开这种可能性，哪怕只是一点点。

回到具体的生活

2019年，段志强的老师、历史学学者葛兆光发起并主导《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项目，邀请20余位中青年学者参与撰稿，段志强是其中之一。项目启动时，全球化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人人相信联系与互动。如今，“相信原来那种全球化的人收缩为特定人群”。一个主张“去中心化”、强调“联系”与“互动”的学术理念，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忽然有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况味。

时代在变，学术在变，学者也在变。对学术生活的探索，促使段志强转向别处，他一边继续做学术研究，一边在崇明岛租下一栋农房，开始种菜。他在网上找到一个农房租赁中介，看中了一栋三层的农房，租金一年4万元，他和家人搬了过去。

刚开始，段志强对种地一窍不通，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跟土地打交道。他在图书馆借了一堆种植农作物的书，结果没派上用场，后来跟邻居请教，学习什么季节种什么菜、怎么种，慢慢摸索，但邻居的经验有时也不准。

在村里，人们不太需要用到钟表，工业和城市制造的“线性时间”失效。“不同的时间单元各有各的节奏。日、月、季、年线性前进，气候、潮汐、农事、作物则自有周期。”在一轮又一轮的春露秋霜中，段志强找回了自己的时间，重建了一种具体的生活。

也正是在种地之后，他开始产生一项主张：建议大家去学一些“低级技能”。“我们学习了太多高层次、抽象的概念、命题、哲理，还不如去买个菜、做个饭、修个灯泡、打件毛衣。因为这些事对你的生活有实实在在的反馈，而总谈抽象话题只会给你造成一堆困扰。你好像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道理永远是在上面飘着的，真正的生活不需要那么多。”

段志强不认为回到具体生活就等于放弃公共生活，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公共生活的过度参与，本身就是公共生活的灾难。很多时候大家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度少一点，反而是对它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只有你自己有了具体的生活，跟身边真正需要负责任的人建立起联结之后，你才会知道在更大的层面上怎么面对问题，而不是抱着一堆概念、名词急匆匆地冲进公共领域里去。”

在大学待得越久，人离真实世界好像就越远。学生被关在空调房里读古书、写论文、攒积分，无暇顾及今日世界的具体生活。段志强索性用一块地把自己从那个世界里抽离了出来。

但段志强并不是要教人“退回去”。与其将当下这个时代称为“下沉时代”，他更愿意称其为“变化时代”。“上升是变化，下沉也是变化。而面对变化，随大流恐怕不是一个应对办法。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得建立起一个坚固的自我。虽然不是每个‘自我’最后都能成功，但是你总归能走出一条路来。”

对正在被规训到同一条道路上的年轻人来说，这或许是唯一可行的重建路径。制度改变遥遥无期，环境恶化无法抗拒，但在自己具体的生命里，总能找到那个可以扎根的地方。就像段志强在崇明岛找到他的土地，在具体的生活中，找到那件让自己持之以恒的事，然后扎根，沾上泥点子。你会逐渐觉察到，原来自己也能这样活。他在近期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即使在浏览一个体育赛事网站时，也能感受到具体生活带来的踏实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赵浙东，36氪经授权发布。